《选择卓越的“政治”》---诺贝尔奖的见不得人的一面

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已经走过了一百另一年的历史。作为一个科学社会学研究人员,导师之一的朱克曼教授(Harriet Zuckerman)的《科学界的精英》(Scientific Elite: 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是关于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美国科学精英的专著,我自然关注着有关这一奖励的研究成果。当中国科学界近年提出“冲击诺贝尔奖”的口号,我更是在思考诸如“中国科学家是否取得过杰出的成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至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为什么中国现在会出现诺贝尔奖热”等一系列严肃而又有趣的问题。正在这时,我读到了挪威奥斯陆大学科学史教授弗里得曼(Robert Marc Friedman)的新书《选择卓越的“政治”:在诺贝尔科学奖背后》(The Politics of Excellence: Behind the Nobel Prize in Science,暂译),眼界大开。

 

  诺贝尔奖是根据十九世纪瑞典著名化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诺贝尔(Alfred Nobel)去世前的遗嘱设立的,用于奖励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和和平等领域(1968年又增加了经济学)中“近年对于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我一直以为,作为全世界公认的自然科学最高荣誉奖,诺贝尔科学奖不象和平奖、文学奖和经济学奖那么颇有争议,代表着基础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即使有差错,也是个别的,不足以损害它的形象。1974年,诺贝尔基金会决定逐年公开五十年以上的的评选档案,从而使从事科学史尤其是诺贝尔科学奖史的研究人员有机会一窥诺奖的庐山真面目。真可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弗里得曼教授化了二十多年时间,潜心埋头于故纸堆,他的书为我们打开了诺奖的“潘多拉盒子”,让世人看到了诺贝尔科学奖的“龌龊”一面;至少,它不那么神圣了。

 

一个“瑞典”的奖励

 

  通过对已经公开的诺贝尔物理学和化学奖前五十年的档案的研究,弗里得曼教授告诉读者,诺贝尔奖的推荐和评选多少背离了诺贝尔遗嘱中所希望的奖励最优秀的科学发现的初衷。首先,在诺贝尔奖评选的头几年,诺贝尔所指的“近年”被随意解释,比如,德国化学家拜耳(Adolf von Baeyer)可以因数十年前合成靛青染料而过关,发现元素的周期规律的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Dmitry Mendeleyev)却被认为时隔太久而落榜。“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则一度被评选委员会认为必须将基础研究的结果排除在外。于是,诸如镍钢合金这样的成就(详见下面的介绍)和无线电报的发明则得到表彰。其次,推荐者甚至不得不通过前几年的评奖结果来揣摩评选委员会的心理。再次,获得提名的多寡并不是获奖的依据。最后,尽管诺奖的国际主义色彩颇为浓厚,但其实它是一个“瑞典” 的奖励: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包括外籍院士)﹑评选委员会成员(都是瑞典人)﹑前诺奖得主和瑞典以及在1900年前建立的其他北欧国家大学中任职的物理学和化学教授享有当然的推选资格(皇家科学院每年会邀请至少六所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和其他其所认可的人员提名);评选委员会由瑞典科学家担任;颁奖典礼在瑞典举行,并由国王躬亲颁奖;当日更是瑞典的节日。结果,瑞典科学家的好恶和瑞典科学界的利益都很自然地体现在这一奖励中。

 

  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瑞典物理化学家﹑1903年化学奖得主阿累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了。他在担任物理学奖评委的二十七年(1900-1927年)期间,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他的溶解理论曾受到过门捷列夫的批评而迁怒于他,利用自己在瑞典科学界的声望,跨学科千方百计阻碍门捷列夫获得化学奖。另一方面,阿累尼乌斯又通过自己的影响,报答他的德国同行﹑曾在他受到排挤时邀请他前往研究的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让他在1909年获得化学奖。他还使居里夫人(Marie Curie)于1911年﹑维那(Alfred Werner)于1913年和理查德茨(Theodore William Richards)于1914年获奖。对于同是物理化学奠基人的“对手”﹑德国物理学家能斯特(Walther Nernst),阿累尼乌斯也因为能斯特的一个学生曾对自己的一些发现提出过挑战而在评选过程中对能斯特一再挑剔,阻碍这个从1900年起就连续被提名的科学家获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评委又以授予能斯特诺奖可能会授人以支持德国的战争机器的把柄,再一次拒绝授奖与他。这时,担任化学奖评选委员会秘书的化学家帕尔莫(Wilhelm Palmœr)领头反抗,诺奖得主菲歇尔(Emil Fischer)﹑理查德茨﹑普朗克(Max Planck)和哈伯(Fritz Haber)连袂支持,阿累尼乌斯和能斯特的学生﹑来自巴伐利亚与德国保持密切联系的冯•欧勒(Hans von Euler-Cheplin)也给能斯特很高的评价。阿累尼乌斯仍然从中作梗。到1921年,委员会以虽然能斯特的研究不在化学领域取得但对化学有显著影响为由,同意将1920年没有授出的化学奖授予能斯特。而到那时,能斯特已先后被提名六十八次(其中化学奖五十八次﹑物理学奖十次),在当年又获得总共五十个提名中的二十二个。

 

“爱因斯坦不能得诺贝尔奖”

 

  书中将选择卓越的过程描写得淋漓尽致的,也许要数“爱因斯坦不能得诺贝尔奖”这一章。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1905年发表的四篇论文,涉及光的电磁辐射﹑狭义相对论﹑质量与能量相等和统计力学,每一篇都将对物理学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其后,他又将狭义相对论扩展成广义相对论,认为由于有物质的存在,空间和时间会发生弯曲,而引力场实际上是一个弯曲的时空。爱因斯坦用太阳引力使空间弯曲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水星近日点进动中一直无法解释的四十三秒。广义相对论的第二大预言是引力红移,即在强引力场中光谱向红端移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天文学家通过天文观测中证实了这一点。广义相对论的第三大预言是引力场使光线偏转。1919年5月,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派出两支考察队远征巴西和西非海岸观察日全食,结果证实星光在太阳附近的确发生了一点七秒的偏转,与爱因斯坦的预言完全吻合。至此,广义相对论的所有结论都得到了证明。但是,一个在德国柏林工作的瑞士犹太人提出的理论被英国科学家证实是正确的这一事实让很多人不舒服,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牛顿力学的绝对时间﹑空间和质量的概念及以此为基础的绝对道德和宗教观念受到了挑战。爱因斯坦的外表乖张﹑羁傲不驯和与众不同,连在德国物理学界也被视为异类,相对论一度被认为是骗局,爱因斯坦则被看做骗子。

 

  不过,1910年,奥斯特瓦尔德提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应该得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爱因斯坦又被提名与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共享一奖。战争期间,尽管爱因斯坦因其国际主义立场而疏远了与德国同事的关系,却得到了法国和中立国家的物理学家的提名;在日全食观察结果公布之前,德国和奥地利几位著名物理学家也提名爱因斯坦。但这些都被评奖委员会以还须进一步证实爱因斯坦的发现究竟对物理学有何显著影响为由而否决。阿累尼乌斯也对相对论持怀疑态度。

 

  与此同时,担任诺贝尔物理学奖评选委员会成员的海瑟伯格(Bernhard Hasselberg)希望他的同行﹑在国际度量衡组织瑞士办事处担任主任的古易劳密(Charles Edouard Guillaume)得奖。古氏在研究标准化测量的精确度和可靠性时偶然发现,一种相对来说不受环境影响的镍钢合金可以提高测量仪器的精确度。这一结果对科学发展固然重要,但与爱因斯坦的众多成就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其实,海瑟伯格在1907年就帮助麦克尔逊(Albert Abraham Michelson)因在光学精密仪器方面的成就获得物理学奖,其后又不遗余力地为古易劳密拉票,在1912年他甚至提出镍钢合金“完全符合诺贝尔在遗嘱中提出的得奖要求。”1920年,当年事已高﹑病入膏肓的海瑟伯格再次提名谷易劳密时,中立国瑞士公民的身份和长期在法国工作的经历使谷易劳密占了上风。这时,阿累尼乌斯也希望通过与对手妥协来换取以后对他提名的候选人的支持。一场交易便这样成交----古易劳密被授予了物理学奖。

 

  这一结果使得诺奖的声誉大受影响。而这时,认为爱因斯坦应该得奖的呼声越来越高。在1921年冬天诺贝尔物理学奖评选委员会讨论当年的提名人选时,尽管三十二个提名中有十四个提名爱因斯坦,但当时由实验物理学家把持的评选委员会中并不想把这一奖励颁发给这个理论物理学家﹑政治和学术“怪人”,而作为瑞典皇家科学院中最有威信的成员之一﹑眼科医生出身的物理学家古尔斯全德(Allvar Gullstrand)根本不懂爱因斯坦的研究,却振振有词地贬低他的成就,他排斥爱因斯坦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他甚至说:“即使全世界都认为爱因斯坦应该得奖,他也不能得奖。”而海瑟伯格则在病榻上写道:“如果诺贝尔健在,他也不会考虑将猜想作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奖项的对象。”1921年11月12日午夜时分,瑞典皇家科学院投票决定本年不授予物理学奖,并决定下一年也就是1922年将接受两个候选人提名。

 

  到下一年,古尔斯全德仍然坚称无论是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或是两者合而为一都不能得诺奖。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那就是把诺奖授予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的理论。而填补海瑟伯格去世留下的评选委员会空缺的奥辛(Carl Wilhelm Oseen)扮演了“和事佬”的角色,阿累尼乌斯也因为亲眼目睹爱因斯坦在德国科学界所受到的尊重而摇身一变成了爱因斯坦的支持者。在皇家科学院全体成员会议中不免有人提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都被奥辛巧妙地引导开。结果,爱因斯坦在1922年作为填补1921年没有颁奖的空缺而与丹麦的玻尔(Niels Bohr)一起获奖。

 

  后来,奥辛的影响越来越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量子力学方兴未艾,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和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名噪一时,并受到包括爱因斯坦、普朗克、佩林(Jean Perrin)等诺奖得主的推荐。但奥辛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他们的理论从“一种逻辑的角度看”还不够成熟;同时,他们也还不够格,因为理论还没有导致任何具有本质意义上的发现----诺奖的章程成了一块很好的“挡箭牌”。正在这时,印度物理学家拉曼(Chandrasekhara Venkata Raman)进入了诺奖的视线。他因发现分子使光线散射的过程而被德波如意(Louis-Victor de Broglie)、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斯达克(Johannes Stark)、威尔逊(Charles Thomson Rees Wilson)等诺奖得主提名。而拉曼本人也多年游说,称授奖给他将对一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带来重要影响。当时被提名的还有一位在荧光和物理光学方面取得发现的美国实验物理学家,有人便建议两人分享1930年的物理学奖,但被奥辛一票否决。结果拉曼荣登榜首。海森堡和薛定谔分别于1932年和1933年得奖。

 

“世界欠中国一个诺贝尔奖”?

 

  我也设法从书中寻找国人耿耿于怀的赵忠尧没有获奖的这桩“公案”。1930年,赵忠尧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作研究生研究铅对硬伽玛射线的吸收系数时,第一次捕捉到正电子,成为世界物理学界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和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科学家(但是赵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是正负电子对湮灭实验,并发现了正电子)。继赵忠尧之后,又有俩人做了这方面的实验,一个没能重复出赵的结果,另一个没有观察到赵实验中出现的软伽玛射线(后来证明那两个实验一个是做错了,另一个是仪器的灵敏度不够),从而引起了物理学界对赵忠尧的研究成果的怀疑。与此同时,两位在当时颇有影响的物理学家在评述电子对湮灭这个重大科学发现时,竟错误地把那两篇没有能重复出赵忠尧的发现的论文当做是赵忠尧的工作,以至混淆了视听,进一步影响了科学界对赵忠尧的重大研究成果的评价。而赵忠尧的同学安德逊(Carl David Anderson)受此启发,于1932年在威尔逊云雾室中观察到了宇宙线中的正电子的径迹,并因此在1936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中国媒体报道说,直到半个世纪后诺贝尔物理学奖评选情况解密之后,人们才了解到,是上面提到的一系列离奇之错,致使赵忠尧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媒体还引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评选委员会前任主席爱克斯朋教授(Gösta Ekspong)的话,耸人听闻地称:“世界欠中国一个诺贝尔奖”。

 

  令人遗憾的是,《选择卓越的“政治”》一书并没有提到这些,倒指出有一个叫布兰科特(Patrick Maynard Stuart Blackett)的英国物理学家在发现正电子中的作用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承认。不过,他于194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尽管授奖时称表彰他在威尔逊云雾室方面的贡献以及原子物理和宇宙辐射的工作,但真正原因在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创立的运筹学对英国合理使用军事资源的贡献,以及他提倡的政府和科学界携手创造更公平社会的理念与当时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相近。这或许算是一种补偿吧,同时也说明诺奖的随意性。

 

  1936年得奖的安德逊在五十年后承认,他的发现受到了赵忠尧的实验结果的启发(当时他在与赵相邻的办公室研究由X射线产生的光电子气体的空间分布),基于赵的实验,并采用了与赵所用的相同的放射源。安德逊当时意识到,赵的实验表明有未知的“新东西”存在,从而想探个究竟。于是,他另辟蹊径,结果不但观测到了电子的径迹,同时观察到与电子质量相当、运动方向相反的反物质--正电子的径迹。我从其他文献中发现,安德逊在1934年、1935年和1936年被连续提名,赵忠尧则从来没有出现在候选人之列。弗里得曼教授也明确告诉我了这一点。而爱克斯朋教授在与我的通信中并没有提到“赵忠尧应该获奖”这样的话。令人欣慰的是,弗里得曼教授同时提到,赵忠尧和安德逊两人的导师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在提名时十分关注自己小圈子里的人,具有很强的倾向性,并常常忽视他人的贡献;而如果当时安德逊的论文以及密立根提名时没有提到赵(事实确是如此),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就无法评价赵的贡献。书中的注释也提到密立根对其所在机构的科学家情有独钟,只可惜他对赵忠尧“另眼相看”。不过,斯人已去,档案又没有记载,这将永远成为一个谜。

 

一本兼顾多方面兴趣的书

 

  《选择卓越的“政治”》告诉我们,诺贝尔奖的历史不仅是那些获奖的科学“英雄”的历史,也是评奖人的历史。诺奖由一个地方性的科学奖励成为全世界科学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体现了那些评奖人通过获奖者来传播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甚至左右科学发展的方向的过程。而如果把竞争诺奖比作科学的“奥运会”,那么,本书讲述的是“裁判”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在世人心目中应该是不偏不倚(很多人至今仍然这么认为)的“裁判”中居然也有“黑哨”,他们的故意“错判”和“误判”玷污了诺贝尔科学奖和“卓越”一词在科学领域的涵义。

 

  尽管不可否认诺奖得主多为科学共同体中的佼佼者,他们因得奖而受到关注﹑成为权威和享有特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弗里得曼教授提醒我们,把获奖与否作为衡量一个科学家﹑其所在的研究机构甚至国家在科学上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显得不恰当了。因为不仅诺贝尔奖涉及到的学科领域有限;即使在诺贝尔所定义的“科学”范畴之内,也有许多杰出成就由于僧多粥少而难免挂一漏万,或种种原因(包括本书所讨论的评选的因素)造成该得奖的没有得,而不该得奖的却得了;再者,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在个别领域获得诺奖并不代表该国家科学水平的全面提升(印度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选择卓越的“政治”》取自包括英﹑丹麦﹑法﹑德﹑挪威和瑞典六种文字在内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详实,内容丰富(光注释就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但它又不是一本纯学术著作。弗里得曼教授特别说明,书是为普通读者而写的,同时兼顾到科学家的好奇心,并希望赢得科学史同行的肯定,所以可读性很强。在阅读本书时,我感受到了诺贝尔基金会的开放态度(这同时意味着自我揭短的勇气),从而不仅使我们能够了解一个更真实﹑全面的诺贝尔奖,也有可能赋予诺贝尔奖永恒的魅力。可以告诉读者的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已经取得该书中文翻译的版权。我期待着这本从另一个侧面反映诺贝尔科学奖的著作早日译成中文出版,让国人尤其是科学家了解诺奖的真实面貌,不必对此完全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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